本报记者 许心仪 吴可仲 北京报导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对游戏分级制度提出了建议，称游戏的控制不应该“一刀切”，而应该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游戏分级制度。

多年来，中国一直非常重视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的问题，并出台了许多政策。然而，这种监管措施并不是基于高效的游戏分级。

无锡智能体育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老板、民盟新吴区基层委员会太科园支部参政委员朱墨告诉《中国商业日报》，随着质量的稳定，创建游戏分级系统的时机已经到来。

开发标准游戏类型

记者从民盟中央获悉，民盟中央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提高网络游戏产业监管效率的信息》 建设健康网络游戏产业的建议，就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主要责任、完善控制技术三个方面提出建议。根据建议，应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网络游戏分级制度：“建立由教育、心理学等专家组成的网络游戏分级委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开发标准的网络游戏内容。”

"游戏处于光盘时期，每个游戏商店、销售网站都不会查询购买游戏的孩子到底多大了。朱墨告诉记者，他认为建立游戏评分系统的时机已经到来。“现在质量稳定，游戏可以通过身份认证和面部识别根据年龄进行评分。”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秀云村党支部市长李军也在今年全国人大两会上提出了游戏分级意见。“比如3岁以内、3-6岁、6-12岁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游戏，成年后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游戏。李军告诉记者，游戏监管不等于一刀切的管理，“我认为很多家长立即提出关闭游戏是不现实的。”

朱墨表示，游戏分级系统的开放不仅可以根据年龄来区分游戏类型，还可以限制每个年龄段的游戏时间：“只要引入一个能够真正识别玩家年龄的系统，你就可以开放不同的游戏时间要求。例如，8岁以下的儿童每周将游戏时间限制在1小时以内；对于16至18岁的儿童，游戏时间可以稍微丰富一点。”

李军告诉记者，前几年两会不断提到游戏的相关话题。对游戏的控制应该收紧或放松，这往往会在舆论领域引起巨大的争议。另一方面，他收到了很多人关于加强网络游戏整改的要求。”一些勤奋好学的孩子在接触网络游戏后受到影响，甚至充值了父母辛苦赚来的钱。”

朱墨认为，建立一个精确的游戏分级制度，有利于消除社会上关于游戏的分歧。“比如微软的《我的世界》在国外的一些小学甚至被视为课整，说明一些对孩子身心有益的游戏不应该被禁止。朱墨说：“游戏分级系统的功效不在于堵塞，而在于疏忽，选择适合孩子玩的游戏。”

李军认为，缺乏适合未成年人的休闲活动已经成为一个难题，因此不能明确禁止游戏：“今天的儿童娱乐方式真的很无聊，不像我们小时候能接触到的各种东西。我觉得适龄儿童推出一些益智单机游戏是可以的。”

朱墨告诉记者，事实上，游戏分级制度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介绍说，他在日常工作中联系了一些游戏公司，为了写建议也邀请了许多大型游戏公司进行研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负面观点，所以这些公司欢迎监管——在可行的政策下，这些公司可以开发游戏，也可以防止青少年迷恋。”

“我一直关心中国的主要游戏论坛，我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玩家都适用于游戏分级系统——让孩子们玩他们应该玩的游戏。“朱墨在一些放弃青少年网瘾的夏令营里仍然遇到了一些家长。”事实上，许多父母反对的不是所有的游戏，而是抵制孩子玩她不应该玩的游戏。”

政策还有待完善

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游戏，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措施。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实施网络游戏用户账户实名认证和登录规定。所有网络游戏必须与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网络游戏防成瘾实名认证系统连接，并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持续时间：所有在线游戏公司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20:00至21:00为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的在线游戏服务。这被称为“历史上最严格”的防沉迷政策。这被称为“历史上最严格”的防沉迷政策。

此外，2020年，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带领下，中国音像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作委员会相关研究组织、媒体、游戏企业联合编制了《网络游戏适龄提示》团体标准，带来绿色(8 ）、蓝色（12 ）和黄色（16 ）各年龄段三个标志。根据中国音像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作委员会的描述，“适龄提示”旨在方便监护人和群众履行监护未成年人的职责。

李军认为，在未成年人的反成瘾水平上，需要一些更有效、更有力的对策来实施。”现在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农村，父母不在孩子身边，祖父母照顾孩子，不能严格纪律。“李军表示，由于她在今年的两会上继续提出加强对游戏的监管，未成年人在《历史上最严格的防沉迷新规》颁布后仍然很常见：“这不是一个例子，而是一个常见的例子。”

朱墨表示，除了过于模糊和一刀切的反成瘾政策外，还有许多未成年玩家可以绕过监管：“青少年可以通过租赁号码、使用父母和祖父母的账户等方式绕过监管。很少有青少年能受到政策的限制。”

朱墨认为，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人脸识别、IP地址跟踪等技术手段来处理：“例如，湖北号码今天突然在江苏登录，账户被判定异常；一小时后在四川登录，账户将被锁定。“他介绍说，从与一些大型游戏公司的沟通中，他了解到，游戏中的面部识别已经可以在后台隐藏，不会影响玩家的游戏过程，但也可以确保玩家的私人信息。

朱墨认为，虽然网络游戏控制在技术上没有堡垒，但仍需要各部门的合作才能有效实施。民族联盟中央提案强调，在网络游戏监管中应明确政府机构的义务，“对于网络游戏文化出口、非地区、竞技体育、营销交易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不同主管部门的分工、职责和权限，防止多管理和监管漏洞。朱墨告诉记者，正是因为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拥有多种属，才导致其控制过于复杂，“因为网络游戏有竞争属，体育部门可以管理；有文化输出属，文化部门可以管理；在出版层面，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安全方面，有网络信息办公室。”

朱墨告诉记者，在游戏监管的早期阶段，政府机构应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政府组织道德委员会，包括教育者和心理专家，评估游戏；但在游戏监管的后期，应该建立第三方平台，让各行各业的人曝光游戏混乱，“事实上，在手机游戏运营的后期，政府很难控制各个方面。现在创建第三方平台，大家都可以发音，政府机构可以定期在软件上收集建议。”

多方共治密切配合

“许多网络游戏实际上是一群智商成年人收集未成年人的情感和金钱，其目的不是益智，而是迷恋。在采访中，李军质疑了一些游戏制造商的商业模式，“这种游戏是为了鼓励玩家不断改进，让玩家陶醉其中。”

“免费 “内购”是中国手机游戏广泛采用的商业模式。第三方科研机构伽马数据《2021中重度游戏商业化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年轻中度网络游戏市场容量达到1969.4亿元，国内购买商业模式的高度完善已成为中重度游戏市场容量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内部购买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演变为“强迫氪”的情况——当玩家不收费时，标准值不能提高，游戏中的快乐就会减少，然后产生冲动的消费行为。

朱墨表示，他不赞成盲盒、抽卡等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是为了哄骗青少年免费玩游戏，让他们进来消费，让玩家抽卡，相当于引诱青少年赌博。他认为，在抽卡等商业模式层面，中国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例如，抽卡的概率不能小于多少。中奖率可以设定，这样玩家就不会无限期地投入资金。”

此外，朱墨认为游戏中的扣款过程应该是标准的。”许多家长和我们反映，孩子们悄悄地用成年人的手机买了一些卡片，有些甚至买了数万元或数十万元，成年人不知道；孩子们处理长期扣除套餐，每月固定扣除，手机游戏运营商不提醒。他指出，在扣款方面，视频网站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规范，可以作为游戏行业的参考。“例如，运营商在扣款前发送一条短信，提醒运营商在三天内扣除下个月的会员费和金额。假如父母收到这样的短信，他们就会明白是否应该取消包装。”

《2022年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显示，在2021年防沉迷新规的影响下，未成年游戏的持续时间和充值都大大降低。然而，许多未成年人在放弃游戏后，仍然会把时间投入到互联网上。结果表明，在仍有游戏偏好的未成年人中，65.54%的未成年人在游戏受限后投入小视频，选择39.55%的未成年人投入学习、阅读和户外活动、27.12%及其22.03%。

"现在确实有很多孩子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他们总是要花这些时间，不能坐在家里一动不动。以前大部分孩子玩网络游戏，现在网络游戏控制严格，就看视频。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漏洞。“朱墨认为，在如何规划好时间方面，家长应该树立榜样。”父母应该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参加露营和步行，而不是简单地玩手机或刷手机。”

李军指出，农村地区仍存在深层次的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沉迷于游戏应该公平客观地看待。这不能完全归因于游戏。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但我不能让这些父母不出去工作，让他们回家照顾孩子。“他认为，从集体利益的角度来看，游戏、视频网站及其公众应该承担责任，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全社会应密切合作，确保网络环境清洁，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